庄晋财:如何认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来源: 时间:2019-04-30 10:21 作者:

谈起中国农村的发展,“集体经济”这个词实在有太多内涵,不同的内涵给人的记忆也完全不一样。我老家农村真正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约是在我初中毕业的1982年,此前,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课之余就随父母在生产队里参加农业劳动,赚取工分以弥补年终分红的不足。1984年,也就是分田到户后的第二个收成年,我亲身经历了“卖粮难”。从吃不上饭到卖粮难的这种变化,让我对田地里“集体经济”的低效率有了一个最初步的认识,用今天学到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报酬计算的困难导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搭便车行为”;监督的困难导致了“领导在与不在不一样”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不充分导致了“向低效率看齐”的“逆向选择行为”等等。后来农村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一政策,使农民有了自主权。理性的农民为了让剩下给自己的那一份额绝对量大一点,行动上不再搭便车,也不再心存机会主义的侥幸,更不会有“逆向选择”的偷懒激励,大家干劲十足,因此在同样的土地上挣得了原先想都不敢想的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改革的成果!

也许是对吃不饱饭那段日子的恐惧,时至今天,大家谈到“集体经济”,仍然觉得不堪回首。但对于我来说,或许由于从大学到现在有多学科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的缘故,养成了对许多事情不轻易给出答案“是”或者“不是”的习惯,而总喜欢问“什么条件下是”和“什么条件下不是”,对于“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也经常这样问自己。以我自己的经历看,集体经济的确有上述种种弊端,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小时候填不饱肚子。但是,后来读的书越多,见识的世面越广,就越认识到当年的“集体经济”其实还是有积极一面的。从大的方面上,我们中国有今天的工业化成就,跟当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能够把农村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国家的工业体系建设是分不开的,这其中的道理,贺雪峰教授等大学者们有过非常深入的阐述(贺雪峰,2018)。我从自己经历的小的方面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得到过很多那个时代“集体经济”的惠顾。这里我说说记忆比较深刻的几件事:一是读书交学费。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上学是要交学费的,小学大概0.5-2块钱,初中5-10块钱左右,现在看起来很少,但那时像我们这样有五六个小孩的家庭,拿出这笔钱还是不太容易的。那时候,我们村里小孩上交学费是村里统一的,大家按照生产队给的指标,到集体的山上砍柴,由生产队统一卖,统一把学费交给学校;二是平时看电影。现在村里5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有小时候大约一个月一次在村头晒谷场上看露天电影的记忆。公社有电影放映队,下乡入村轮流者在每个生产队放电影,那时候没有电视,我们光着脚板点着火把一个村一个村转着看,一部电影可以看很多遍。除了看电影的乐趣,好处是临近村子的大人小孩就没有不认识的,村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三是春节群众演出。最近几年,一些乡村村民自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总能占着新闻头条,这是因为稀奇的缘故。在我们小时候,几乎所有大队都有一支戏班子,有各种各样标准的行头,过年在大队的礼堂几乎从年初二要唱到元宵,男女老少参与积极。所以现在我们那里的农村,70岁左右的农民有不少懂得拉二胡,知道敲锣打鼓唱京剧。我也是在这样的舞台上,知道了《红灯记》、《沙家浜》、《铡美案》等等戏剧曲目,看到过独唱、相声表演的;四是集体资产红利。记忆最深的是,在我们江西山区农村,除了水稻田之外,有许多野山塘,那时候每一个山塘都被分配到生产队的作业小组,发挥农田灌溉功能之余,春节过后生产队统一在山塘里放一些鱼苗,平日里村民有空没空割一些草去喂鱼,水塘里也长者各种各样的水草、野荷花什么的,这些东西是许多农家养猪的食料来源。到了年关,生产队以作业小组为单位,把鱼塘干了,家家户户都能分到三五斤活蹦乱跳的鲜鱼过年。不要小看这个集体资产红利,如果没有这个,农户要买鱼过年,许多家庭就有可能实现不了“年年有余”的心愿,甚至祭祖用的鱼都难有着落;五是村里医疗互助。那时大队有赤脚医生,游走在田间地头为农民看病,药品虽然简单,医生医技水平也许不高,但有个头疼脑热总是有个依靠。尤其是小孩,那时候有一种叫做“种痘”的预防针,是人人都有的经历,还有吃那宝塔糖,把肚子里的蛔虫杀死,小伙伴们抢吃宝塔糖的情景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乡间小道中设立的驿站透着历史的沧桑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时是免费的,都被看作是大队或者生产队的基本职能。后来分田承包,尽管说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但在我们那里,基本上是能分的都分了,“集体经济”事实上是完全终结了,村里没有任何的经济收益来源,每次要统一办事的时候,就指望着山上的那几颗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1985年,村里计划安装电灯,架设电线需要由村里出资,我们村就是砍树卖才凑齐钱款的,为了这个款项,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在砍树的山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能分的都分了,不能分的就荒芜在那里没有人管,盘算起来这样的东西还不少:比如原来的大队礼堂,在分田承包后基本上没有会议,没有电影,没有戏班子唱戏,就变成了一座空楼,在闲置了几十年之后,今年回家我想再去寻找,早已经不见了踪迹;原来生产队里的鱼塘,因为没有办法均分到各家各户,又属于集体资产,给谁家用都会引起矛盾,也是开始荒芜,原本年关可以从这里弄到全村人过年的鱼,现在大大小小的鱼塘全部变成野山塘,静静的躺在那里,成为吸收附近村民生活垃圾的场所;还有那所我们读过书的小学校,由于后来人口的变迁,村里的学校几经迁址,原来学校也是荒芜在那里,一躺就是几十年,现在已经摇摇欲坠!


一边是集体资产闲置,一边是集体经济弱化,现在回到家乡农村,不要说以前的电影队,戏班子,小孩打预防针,吃宝塔糖,读书的书本费,过年的鲜鱼等等不能再从村集体里获得,就是老年人想聚在一起聊天打牌,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是村里不需要这样的地方,而是村庄财政实在拿不出钱来供给这些公共品。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集体经济”好像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面目可憎!按照经济学的道理,村里的电影队,戏班子,小孩的预防针,宝塔糖,义务教育的书本费,老人谈天说地的场所等等,属于村庄公共品,以前都是由村集体经济来源的“村庄财政”提供的,现在没有集体经济,“村庄财政”也就断炊了,村庄公共品自然就没有了。没有村庄公共品供给,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也正在受到影响。


可能是在生活走出温饱之后,人们开始需要一种精神慰藉,才回忆起那曾经被自己清除干净的“集体经济”来。当年集体经济带来的种种好处,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记忆当中,因此才有如今见诸报端的“壮大集体经济”的各种呼吁。然而,对于“壮大集体经济”的提法,由于很容易引起过去饿肚子的痛苦回忆,因此,对到底要不要“集体经济”这个问题,总是能够引起不小的争论。在我看来,因为过去搞“集体经济”造成农村陷入贫困的低水平陷阱,而否定村庄应该有一定的“集体经济”水平以维持“村庄财政”对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是不合适的,也是对今天强调壮大“集体经济”的误解。这里讲两点:一是过去的“集体经济”实质上是指“集体经营”,强调的是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一方面,“集体”的成员边界涵盖了全体村民,而且任何人没有是否加入集体的选择自由,更没有选择退出集体的自由;另一方面,生产决策上只有集体共同意志的体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方式产生都是“集体”的事情,跟村民个体没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集体经营”方式下,村民个体的命运就牢牢掌握在“集体”这只大船上,自己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起不到任何改变的作用,结果是只能大家一起受穷。二是现在强调的“集体经济”实质上是指“集体拥有的经济能力”,强调的是生产成果的分配方式。由于分田承包之后,许多农村把能够分给农户个体的集体资产都分了,生产经营方式彻底从原来的“集体经营”变为“家庭经营”,原本实行的“留足集体的”部分成果分配,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也不复存在,以村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果留在村集体支配的,相当于“村庄财政”的部分几近于零。如果理解了上述两种“集体经济”的不同,我们再来看“壮大集体经济”,我认为其含义应该是指后一种“集体经济”,即在村庄的生产成果分配中,应该保留“由集体支配的一部分”,作为“村庄财政”的来源,以满足村庄公共品供给的需要。因为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原来贫穷的“集体经济时代”,这种由村庄集体支配的“村庄财政”,在村民生活中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富有,对村庄公共品需求也越来越多,如果村集体完全没有能力提供村民所需的村庄公共品,村民的生活满意度自然会越来越低,获得感会越来越差,干部与群众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这种不满意的情绪而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村水库只剩灌溉功能且储水能力变小


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现在的条件下,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壮大村庄集体经济呢?显然不能回到过去“通过集体经营创造集体经济”的老路上去,也不能重启“让农民交够集体的”这样的旧政,那就只能另辟蹊径。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可以通过让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向土地经营效益要收益。也就是说,尽管如今农村土地是“村集体所有”,但在“留足集体的”部分取消之后,这个所有权就失去了“收益权”,成了没有收益权的所有权。考虑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承包的土地还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我不太赞成给农民完整产权让农村土地入市这样的主张。我认为在当前“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下,通过适度规模的土地流转,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完成单个农民做不到的新产业新业态衍生,实现农村土地总体收益的增加,以合作社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等方式,壮大村庄集体经济,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从我们的农村调研情况来看,这样的方式目前在不少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当然,这种方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经营收益的增加能否实现。从理论上说,通过合作社方式挖掘农业新功能,衍生新业态,比单个农户零散经营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农村新业态的衍生总是需要新要素的嵌入,而要凑齐这些新要素,集体的力量总比个体的力量大。

春节回乡过年发现,村里除了农田,还有不少闲置资产,因此我在想,要是能够把原来分田承包之后闲置的农村资产盘活利用起来形成收益,也许是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另一个来源。就我们村而言,这样的资产还不少:如分田承包之后荒芜的水塘水库、废弃不用的小学校舍、集体的山林树木、以前村集体的晒谷场仓库等等。这些村集体资产几十年来一直闲置在那里,变得破败不堪,实在可惜。现在国家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也主张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可谓是一个机会,这些资产盘活得好,可以给村集体经济带来不小的收益。

村里的废旧闲置房屋


村里的闲置资产之所以闲置,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属于集体,又无法像农田那样直接分给农户经营,因此就成了“公共地”。盘活这些资产,需要找到合适的资源组织方式,因为实现资源到资产的转变,需要有产业组织,如果组织方式选择不当,就有可能如以前让资源陷入低效率陷阱,或者让村庄永远失去这些资产,甚至滋生腐败。尽管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不应该成为盘活集体资产增加村集体收益的障碍。究竟村集体资产以何种方式去盘活,我认为不应该像当初办人民公社那样只有一种方式,在现在的条件下,盘活村集体资产,需要发挥村集体组织的作用,资产的运营可以引进工商资本进行合作,可以发挥干部、能人、乡贤的作用,成立村庄资产运营合作社、公司等,总之应该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有多种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确保农民的主体权力,杜绝个人侵占集体资产,因为村集体说到底是村民的“集体”。现在许多地方尝试将村集体资产实行股份权能改革,将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东,是清晰资产产权的一种尝试,也有地方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可资借鉴。不过我想说的是,不管用哪种方式去运营,都会遇到“委托代理”问题,即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也避免不了“委托代理”难题,如果要等到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才去做,就必然造成资产闲置与浪费。另外,不管通过哪种方式去盘活村集体资产,对村集体经济完全空壳的村庄来说,建立必要的村集体经济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不能“分光吃尽”。在这个基础上,强化这些资产的增殖能力,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资产分红等财产性收益,自然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柳州市人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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